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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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指评级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并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评级结果。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实质就是对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一种判断。

概述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主权信用评级,除了要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对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进行分析,最后进行评级。主权信用评级一般从高到低分为AAA,AA,A,BBB,BB,B,CCC,CC,C。AA级至CCC级可用+号和-号,分别表示强弱。

评级内容

  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主权评级,体现了一国偿债意愿和能力。

  主权评级内容很广,除了要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政策实施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对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财政负担进行分析,最后进行评级。

  根据国际惯例国家主权等级列为该国境内单位发行外币债券的评级上限,不得超过国家主权等级。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具体涉及的主权评级有:长、短期外币债国家上限评级,长、短期外币银行存款国家上限评级。鉴于外币转移风险及国家系统风险,国家上限评级代表了外币债务发行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评级。另外还涉及政府外币及本币长期债券评级。主权评级标准从AAA至C。

评级依据

  在确定或调整主权信用评级及评级前景时,一般主要考察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及前景以及财政状况及货币政策。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主要指外债)及偿债能力是主要的考察指标,但一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对主权评级来讲则显得更为重要。

  宏观经济指标中国际贸易收支、国际储备、投资、失业率及通货膨胀水平也是重要的评级依据。政府实施积极的经济改革将对评级产生支持,而利率及汇率等反映金融市场稳定的指针也是评定主权评级的要素,因为通常利率大幅下降及汇率相对稳定将有助于一国政府的债融资压力减轻。国家政局稳定也是主权信用评级的重要基本因素。若政局不稳,通常也会将主权评级及前景加以调整。

风险因素

  1.人均收入:人均GNP(千美元)。

  2.GDP增长:年均实际GDP增长(%)。

  3.通货膨胀:年均消费价格通胀率(%)。

  4.财政平衡:相对于GDP的中央财政年均盈余(%)。

  5.外部平衡:相对于GDP的资本项目年均盈余(%)。

  6.外债:相对于出口的外币债务(%)。

  7.经济发展指标:IMF的工业化国家分类(1=工业化;0=非工业化)。

  8.违约史指标:1970年以来的外币债务违约(1=违约;0=未违约)。

  9.利差变量:某国和美国相同期限的政府债务之间的利率差。

  10.金融部门潜在问题资产占GDP的百分比。

  11.金融系统因政府而产生的或有负债与GDP的百分比。

  12.私人部门信贷增长的变化率。

  13.实际汇率变量(用购买力评价作为均衡基点)。

主要作用

  信用评级业是金融体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务,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国家地位。

  信用评级是通过对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进行评价,引导金融资本投资和经济决策,它他直接关系到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并影响一国信贷市场利率及汇率形成,与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

  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实质就是对中央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一种判断。作为中央政府对本国之外的债权人形成的债务,一般由债权人所在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美国次债危机证明,信用评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一旦信用评级出现问题,将给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加强评级监管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评级监管已写入G20金融峰会宣言。

  1997年美国穆迪公司宣布对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降级,直接导致其股价狂跌和倒闭,美国美林公司乘机接管了山一证券,以极少的代价成功进入日本证券市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信用评级引发的一场灾难,在2008年10月22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三家评级机构承认他们犯了道德错误,向市场提供了虚假评级信息。迪拜债务危机再次表明,美国主导的信用评级不能有效揭示国际债权债务关系中的风险。

注意事项

  1、国家主权评级(或前景)的调升通常会同时使该国主要银行的存款评级及国家大型或垄断企业的评级(或前景)上调,但银行的财务实力评级则不受主权评级的影响。

  2、由中央政府担保的公司债的信用评级(或前景)通常与国家主权评级(或前景)一致。

  3、国家行业垄断者寡头的信用评级(或前景)与主权评级(或前景)高度相关。

现状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和拥有绝对话语权。信用级别是否客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级机构的立场,美国评级机构渗透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成为美国持续推行其价值观与政治经济强权的重要工具。而美国资本市场的评级准入限制保证了美国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

  由于拥有全球最多的金融资本,美国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美国评级市场的准入制度使得美国评级机构得以凭借美国强大的金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

  由于认识到信用评级的特殊性,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如日本、韩国、印度、瑞典、俄罗斯等都主要依靠本国评级机构来维护国内资本市场的安全。各国大力发展本土民族信用评级机构以保护国家利益,对外国评级机构的入境大多持限制态度,即使允许外资进入,也是严格限制其控股比例。

中国评级

  中国信用评级行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最初的评级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隶属于各省市的分行系统。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几次清理整顿,评级机构开始走向独立运营。1997年,人民银行认定了9家评级公司具有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企业债券评级的资质。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短期融资券市场建设,形成了中诚信、大公、联合、上海新世纪和远东五家具有全国性债券市场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2006年后,上海远东因“福禧短融”事件逐渐淡出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市场洗礼,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只有大公、中诚信、联合、上海新世纪4家。

  2006年,美国评级机构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控。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绝对控股。同年,新华财经(美国控制)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

  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标准普尔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双方亦在商谈合资事宜。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公司也都曾与大公洽谈合资,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穆迪愿意出价3000万美元购买大公控股权,但都遭到拒绝。

  2016年3月份,两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到负面,两家机构都表示了对中国经济风险的担心。财政部在2016年3、4月之交,三天内两度直接正面回应此事。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称,从增长环境看,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总体可控,为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史耀斌明确表示,此次穆迪、标普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我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

  2017年5月24日,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的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稳定,此前为负面。2017年5月24日,财政部表示,此次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2017年9月21日,标普全球评级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短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1”。长期评级的展望从原来的“负面”调整为“稳定”。标普的主要观点是,2009年以来中国存款机构对居民非政府部门债权增长较快,且常常高于收入增速,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金融风险。

存在问题

  由一个国家的评级机构垄断国际评级体系,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可能就会从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出发,做出有损他国利益的信用风险评价,用一国信用评级标准评价各国信用风险更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风险。专家认为,要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及其行业的信用风险,必须要研究其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和建立正确的评级方法和标准。

评级案例

美国降级

  美国时间2011年8月5日晚,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评级展望负面,这在近百年来尚属首次。

  降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两党在债务危机中的政治冒险行为已经影响到联邦政府在调控财政方面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可预见性。出台的提高债务上限法案所提出的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支出的目标无法解决美国长期巨额债务问题,而预计两党未来也很难再在减赤问题上有所作为。

欧洲国家降级

  2011年11月,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欧洲一些国家主权信用评级。11月24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葡萄牙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从“BBB-”下调至“BB+”,维持负面评级前景。惠誉并警告称存在评级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

  标准普尔同天宣布,将埃及长期外币和本币主权信用评等从“BB-”调降至“B+”,评级展望为负面。

  24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匈牙利主权信用评级从Baa3下调一级至Ba1,并维持前景展望为负面。

  2011年12月5日,标普将15个欧元区国家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标普称德国、荷兰等6国主权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一个级别;法国等其他国家评级则可能最多会被调降两级。此前,法德等6国均拥有3A信用评级。

  2012年1月13日,标准普尔宣布下调欧元区9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其中,法国、奥地利首次丧失AAA评级,马耳他、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又被下调了一个等级,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被下调了两个等级。在欧元区17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荷兰、芬兰、卢森堡四国还保持着AAA等级。

  2012年2月14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并将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三个拥有3A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同时,穆迪还下调了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马耳他的相关信用评级。穆迪认为,欧洲暗淡的经济前景“威胁国内紧缩政策的实施以及为增进竞争力所需的结构改革”。

  2012年4月26日,评级服务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将西班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了两个等级,从“A”下调至“BBB+”,评级前景为“负面”。

穆迪标普下调中国评级

  2016年3月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继穆迪之后,标普日前也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两家机构都表示了对中国经济风险的担心。

  财政部在2016年3、4月之交,三天内两度直接正面回应此事,两次答记者问的官员级别也有所上升,首次出面回应的是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负责人,后一次则是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对此,财政部金融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穆迪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不变,把展望调整为“负面”,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

  史耀斌也是同样的看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结构性改革取得的进展,评级公司还需要深入了解和全面评估。”

  史耀斌称,从增长环境看,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总体可控,为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比如,地方政府和实体经济企业债务仍处于合理水平,人民币汇率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史耀斌明确表示,此次穆迪、标普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我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

  新华社发文称,古语有云:“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一直在稳步上升,标普从“BBB”提高到“AA-”,穆迪从“Baa1”提高到“Aa3”,目前均为其评级体系的第四高等级。即使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历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也在上升。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和稳定力量。即使在全球经济整体复苏疲弱乏力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超过25%。面对西方评级机构下调展望,中国当以平常心视之,有底气、有定力做好自己的事,用改革的动力激发增长的潜力和活力,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内外部挑战,用中国经济的“双中高”(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为世界贡献更多正能量。

  2017年5月,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穆迪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接受了记者采访。该负责人表示,此次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穆迪的观点说明一些国际机构对中国法律制度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记者问:此次穆迪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此次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好于预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与经济运行相一致,财政收入增速仍然较高,1-4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8%,同比加快3.2个百分点,是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财政支出增长16.3%,高于收入增幅4.5个百分点,同比加快3.9个百分点,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随着“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协同发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记者问:穆迪在报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债务将达到GDP的40%,2020年将达到45%,请问您怎么看?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唯一合法形式,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目前我国政府债务范围依法是指中央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以及清理甄别认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除此以外我国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债务。

  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国债余额12.01万亿元,两项合计,我国政府债务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数74.41万亿元计算,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总体上看,新预算法实施后,我国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债务规模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今后,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将保持合理增长,加上我国GDP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也将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提供根本支撑,2018-2020年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记者问:穆迪认为,除了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穆迪这一观点说明一些国际机构对我国法律制度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一方面,关于或有债务范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即,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后,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依法是指地方政府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担保债务,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债务。

  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也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因此,不论是中央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其举借的债务依法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对国有企业承担责任。

  综合上述法律规定,穆迪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标普逆势下调中国评级

  2017年9月21日,标普全球评级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短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1”。长期评级的展望从原来的“负面”调整为“稳定”。标普的主要观点是,2009年以来中国存款机构对居民非政府部门债权增长较快,且常常高于收入增速,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金融风险。

  标普认为,长时间的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

  财政部:调降中国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2017年9月22日,财政部新闻办公室称,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记者问:9月21日下午,标普宣布将我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记者问:标普对中国经济趋势增长率存有较多疑虑。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形势?

  答: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9%,高于预期目标,经济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今年前8个月,生产需求总体平稳,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物价水平温和上涨,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内需支撑作用凸显,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增长的韧性及可持续性稳固提升。在国际收支方面,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趋升,外汇储备规模连续7个月稳步增加,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良好的信心与预期。

  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驱动下,今年以来,财政收支形势趋好。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为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仍将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韧性。

  记者问:标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在举债支持公共投资,未来债务偿还可能动用政府资源。请问您有什么看法?

  答: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我国《预算法》、《公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界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的边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依法包括:一是地方政府债券;二是经清理甄别认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2.01万亿元,我国政府债务余额27.33万亿元,占GDP的36.7%。

  《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将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保财政持续健康运行。

  记者问:标普特别强调了中国信贷增速过快,会削弱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请问您对此如何看待?

  答: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面对世界主要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国内增长动能转换的阵痛,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中国货币增速正在逐步下降。今年8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9%,远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平均增速,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性增强。同时,中国政府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压缩影子银行生存空间,有力地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未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将进一步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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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编辑:2017-09-25
  • 更新时间:2017-09-25